由于该条长期被解释为联邦主义意义上的州权，用武装抵制联邦可能的侵权，长期以来仅作为集体权力而非个人持枪权。
第(二)款，即宪法实施中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宪法依据的，由于宪法实施主要表现为立法，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一般不需要明确适用宪法依据，他们需要明确适用的是法律依据，需要明确适用宪法依据的是立法机关，因此宪法实施中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宪法依据时，一般也可以由立法者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补充原有法律来实现。从维护宪法文本的角度看，可以解释为制定普通法律比修改基本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更经常行使因而也是更主要的职权（所以排在前面）。
鉴于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宪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宪法解释法》应由全国人大（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以避免自己为自己立法，宪法解释的重要性也使其应当跻身于国家基本法律的位置。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在《立法法》第46条的规定中，立法机关主动做出法律解释时，是由其各专门委员会提出的。第6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有权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19]虽然这些国家的违宪审查体制与我国有所不同，但以上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如对有关提起违宪审查或宪法解释的驳回权，应属于违宪审查机构本身，而不应属于其内部的某个职能机构或工作部门。
[29] （4）各宪法解释之间的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如果前后有矛盾，应以后面的解释为准，在这里同样适用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认为自己以前对宪法的解释不符合宪法文本的规定或精神，可以通过重新解释加以改变。[24]至于宪法解释，不论是司法机关解释还是专门机关解释，基本上都是与诉讼紧密结合的，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使国家不宜介入其中，尤其是当国家元首兼有一定行政职权时，司法对行政的制约功能更使其不宜插手，同时案件的具体性、频发性也使国家元首难以插手（即使仅仅是签署）。这意味着，至少在法律规范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是平等的。
（4）用途管制，无论是城市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还是农村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都不得随意改变用途。关于这一问题，笔者之前已经有所论述，故不再赘言。农用地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只能经过国家征地将其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的规则，符合《宪法》第10条第5款关于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的规定，因为这个规定要求国家对农用地进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和规划管制。人们通常认为，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的目的就是保护耕地这样的判断是有道理的，耕地保护在当时确实被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生存安危的高度，成为土地管理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现有各种以果园、庄园名义进行招商和炒卖土地的开发项目进行清理，按照谁批准，谁负责的原则，妥善处理存在的问题，对违反规定的，要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同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提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议案》，将《宪法》第2条修正案具体化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然而，这种正确性并不能掩盖和挽救他对现行宪法和土地相关法总体判断的失误。否则，将不利于保护耕地、保护农业生产。所以，即便是根据宪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规定，也无法解读出集体所有制必须走向国有制这个结论。三、现行土地制度建立之初的违宪争议 基于上述历史梳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现行土地管理和产权制度不是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的，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成果，而是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该决定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这种说法有很大的迷惑性，可以跟华生教授关于所有权不重要，关键是用途管制的观点相提并论。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学者们之所以关注基本法，不仅因为香港政改是实务热点，而且还因为宪法适用在大陆范围内不尽人意的情况下，香港问题反倒成为考验宪法学人知识的试金石。另一种是把具体规范清晰化，用其调控现实政治的运作。
这一点不仅可从理论上证立，也为各国实践所证明。因此，宪法教义学虽然是以文本为基础，但深入到一定层面后，势必要超越文本。
就数据基础而言，本次评价围绕CSSCI期刊论文展开，其中更倚重《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比较法研究》、《政法论坛》、《环球法律评论》、《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清华法学》、《政治与法律》、《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当代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和《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8类期刊。[41]参见章永乐：‘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法学家》2012年第2期。具体来说，第一层架构是作为领导代表制的党的领导。以特定宪法实施概念为前提而推演出的宪法的选择性适用的结论，将在宪法文本中造成分裂。就此而言，作者的文章并非讨论解释方法本身，而是关注宪法变迁的机制。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是认知领域的范畴，它可以帮助观察者对法律体系获得融贯的认知。
第三层架构是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与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现行宪法是否足以作为宪法教义学的文本基础？作者认为，现行宪法虽然仍有不完善之处，但恰恰因此才需借助教义学技术完善之，而不应消极回避。
后者则需国家法律塑造其形貌，例如婚姻制度。如果不能具体地评估各种机制的功用，单纯主张某种机制的绝对优越性，结果可能非但无法达到维护宪法的目的，反而会葬送宪法本身。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成文宪法概念在英国宪法学中并未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各种机制之间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其区别在于需要应对的现实问题不同。
[43]与上文介绍的苏力的主张类似，杨丽敏文章亦强调了现代国家的建构对现代规范宪法秩序之基础性意义。[25]该方法包含两层内容：第一，单纯解释规则，即要求解释普通法律时顾及宪法的精神。就此而言，林来梵对国体概念的梳理和王天华对国家法人说的引介值得重视。第二类不适合直接适用的是经济政策条款。
重新制宪是引起最激烈震动的机制，在政权变动的时刻，自然需要这种机制。[32]参见翟志勇：英国不成文宪法的观念流变——兼论不成文宪法概念在我国的误用，《清华法学》2013年第3期。
由于基础规范并非行动领域的范畴，因此它无法为具体行动提供指引。一方面，社会权亦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从而对经济发展具有内在价值。
上文曾提出认知与行动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此处可资借鉴。侯猛：党与政法关系的展开——以政法委员会为研究中心，《法学家》2013年第2期。
当前的大多数宪法学者强调注重文本，担心脱离文本就将偏离学术、沦入政治。[40]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中国宪法学界在讨论教义学时，忽略或误解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何为宪法学的教义？只有首先确定教义，才可以用教义学的方法对教义进行体系化处理。方法论争唤起方法论的自觉，以此为基础，有学者开始尝试建构宪法教义学的体系。
认知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其目的是以观察者的视角客观描述对象，因此需要价值中立。尤其对后发国家来说，民主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作为统治权主体的人民自然就适应民主生活。
第二，应该优先适用和解释低层次宪法规范。但是，体系化绝不意味着文字上的无矛盾，而需以价值上的融贯为前提。
教义学以文本的体系化为核心任务，这一点不容置疑。[33]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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